父亲离开我已经一年多了。时间并没有模糊他的轮廓，反而像一块被反复擦拭的镜子，让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光影，越发清晰、透亮起来。时常，在某个不经意的黄昏，或是看到某件旧物时，他的音容笑貌便倏地浮现，连带浮现的，是“霍达”与“坚韧”这两个他生命的底色，以及那底色之上，细密如经纬、无声浸润我一生的品格。父亲幼年丧父，一生节俭。这俭，近乎一种渗透到骨血里的本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镇政府兼职管后勤。那时办公室向阳，夏日酷烈如蒸笼，仅有的几架老电扇摇头晃脑，吹出的风都是烫的。年轻的同事受不住，便将窗玻璃糊上厚厚的报纸，或刷上一层蓝漆，阳光是挡住了，屋子也暗得像地窖。到了冬天，大家又念起太阳的好，便七手八脚将那玻璃拆下，那些玻璃，往往就被随意弃置在墙角，蒙着灰，边缘还残留着顽固的纸屑与漆斑。父亲见不得这浪费。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在午休或下班的间隙，将那些玻璃一块块寻回来。工具是极简单的：一个破脸盆盛着温水，一把旧剃须刀片，几块旧棉布。他就蹲在院子里的水龙头旁，低着头，极耐心地，用刀片一点点刮去污渍。刀片与玻璃摩擦，发出“噌、噌”的微响，单调而持久。阳光照着那些随水流走的纸屑和彩漆。刮净了，再用清水洗净，棉布擦干。一块蒙尘的玻璃，在他手里，重新变得光可鉴人，能清晰地映出天上的流云。然后，他再踩着凳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回窗框。有人笑他迂，说公家东西，何必费这工夫。他只笑笑：“还能用，丢了怪可惜。”那语气平淡，如同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那些被他挽救的玻璃，静静地待在窗上，冬日接纳温暖的阳光，夏日透进明亮的天光，它们自身并无言语，却仿佛父亲品格的隐喻——清透、有用，且珍惜着每一分光的价值。这节俭，亦延伸到生活的肌理之中。他随身总带着两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一个记公事，一个记家用。单位的笔墨纸张，家里的一油一盐，每一分开销，哪怕只有几分钱，他都要郑重地记下。日期、项目、金额，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在完成一件庄严的仪式。那字迹因常年握笔而略显嶙峋，却力透纸背。三十余年，这样的本子积攒了一百多本，摞起来有半人高。它们是他与清贫岁月默默对话的凭证。2000年他退休，省里社会调查部门听说了，特意来征集了去，说是研究一个时代的民间经济样本。后来寄来一份纪念证书，大红封皮，烫金的字。父亲摩挲着证书，看了很久，末了只说：“没想到，这些碎账本，还有点用处。”那一刻，他脸上有种孩童般的、被认可的欣喜。那摞本子，记录的哪里仅是数字？那是一个男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抗着生活的洪荒，为一家人撑起一方井然有序、问心无愧的天地。父亲的廉，是与俭共生的一体两面，是那道绝不容逾越的、内心里无形的线。那时家里七口人，全靠他一份微薄的薪水与母亲在田里的艰辛。天不亮，他就下地帮母亲；准点去上班；下班铃声一响，又直奔田垄。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常常已是星斗满天。清汤寡水，难得见荤腥。肉是奢侈品，父亲便去供销社的副食店，买那种剔得干干净净、几乎不见肉星的猪骨头，几分钱一斤，回去熬汤，能让一锅青菜都染上些油星与肉味。有一回，卖肉的老师傅认得他是镇上的干部，执意不肯收钱，说：“许同志，几根骨头，送你了！”父亲一听，急忙从兜里掏出准备好的五毛钱（那已是远超骨头的价钱），往油腻的案板上一扔，像怕被烫着似的，转身骑上他那辆哐当作响的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蹬远了。老师傅拿着钱，望着他清瘦倔强的背影消失在尘土里，摇头感叹了很久。八十年代初，镇上通了自来水，镇政府食堂那两只用了多年的柏木水桶便闲置了。桶身厚重，铁箍锃亮，是上好家什。书记对他说：“老许，你家在乡下，挑水浇园正用得着，拿回去吧。”父亲看着那两只桶，确实心生欢喜，家里那对旧桶快散架了。但他沉默片刻，抬起头，很认真地说：“书记，这是公家的东西。我若要，得买。”书记知他脾性，无奈笑道：“行行行，你看着给。”父亲坚持付了五块钱——在那时，不是个小数目。他将两只木桶在自行车后座捆扎结实，一路吱呀呀推回家。母亲见了，不免埋怨他死脑筋。父亲将木桶小心放好，拍了拍手上的灰，只说：“用着踏实。”那两只木桶，后来用了很多年。每次用它从井里提起清冽的井水，那沉甸甸、凉浸浸的份量，都让我觉得，提起来的不仅是一桶水，更是父亲那份沉甸甸的、清冽见底的心境。父亲的爱，深沉而克制，极少用言语表达，却总在行动里满溢出来。我童年最鲜亮的记忆之一，便是去村口等他。若是知道他去了县城学习或开会，我们姐弟三人从下午就开始盼，不住地向那条黄土路的尽头张望。因为父亲回来，有时会从怀里掏出用手帕仔细包着的、一两个开会时发的白面馒头或包子。那是我们乡下孩子罕有的美味。远远地，看到那个骑着自行车、略显佝偻的熟悉身影出现在路的拐弯处，我们便会欢呼着飞奔过去，像迎接一个盛大的节日。父亲下车，笑着，额上有汗，小心翼翼解开手帕。那馒头或包子或许早已凉透，甚至被压得有些变形，但在我们眼中，胜过一切珍馐。他蹲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争抢，自己却一口也舍不得尝。那目光里的满足与怜爱，比食物本身更让人温暖饱足。然而这爱里，亦有雷霆般的严厉。我上高中时，有次去镇政府，看到打印室里的打印纸，切得方方正正，觉得用来打草稿极好，便向相熟的阿姨要了一大叠，欢天喜地抱回家。父亲晚上回来看到，脸色陡然沉下，问明来历，竟抄起手边的笤帚，结结实实打了我一顿。那是我记忆中他唯一一次对我动手。笤帚疙瘩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但更让我懵然与委屈的是他的愤怒。他打完了，喘着气，扔下一句：“公家的东西，一根针都不能拿！”便不再理我。夜里，我听到他在门外对母亲叹息：“这孩子，不教，以后要出大问题……”后来我入伍离家，千里迢迢。父亲的信，总是厚厚的，絮叨着家长里短，叮嘱着为人处事。几乎每一封信里，他都会或直或曲地重提“打印纸”的事，告诫我：“儿子，记住，人莫贪，贪念一起，脚就滑了。不是你的，金山银山也不能动心。做人，要像竹箦河里的石头，水再大，冲得再光溜，底子还是硬的。”当初的疼痛与委屈，早已被岁月酿成了理解的醇浆。那顿打，那反复的叮咛，是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在我生命的画布上，用力画下的一道绝不能模糊的底线。父亲的爱，到最后，竟化作对我们刻意的“疏离”与体谅。姐姐婚姻不幸，又染重病，父亲得知，连夜给我打电话，声音苍老而坚决：“把你姐接回来，我还能动，你和弟弟要工作，我来照顾。”此后数年，姐姐一直在他身边，直到病逝。他端汤送药，老扶侍小，从无半句怨言，仿佛这是他必须完成的又一桩使命。前年，他病重，癌细胞已扩散。我和弟弟心急如焚，四处寻医问药，联系外地医院。他却异常平静，拉着我们的手，气息微弱却清晰地说：“不要折腾了，不要再费钱费力。毛主席他老人家，活了八十三岁。我今年也八十三了，同寿，蛮好，蛮好了。你们的日子还长，莫让我这把老骨头，拖累了你们。”我们闻言，泪如雨下。他一生不愿拖累任何人，连生命最后的去留，计算的标准竟也是“不拖累”。这份体谅，沉重得让我们无法承受，又照亮了我们此后所有关于孝与爱的理解。父亲在镇上的宣传岗位干了半辈子，是家乡有名的“笔杆子”。他那一手遒劲的钢笔字，流淌在无数的稿纸上，报道着家乡的春种秋收、政策新貌。他没有赫赫功名，没有惊人壮举，只是一笔一划，忠诚地记录着时代的脉搏与乡土的温度。他退休时，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老许，你这支笔，抵得过千军万马。咱竹箦镇这几十年的变化，外面能知道，你功不可没。”如今，父亲已化作故乡青山间的一抔黄土。他留下的，没有存款，没有房产，只有那一百多本泛黄的账册（存于他处），几句烙在心上的训诫，以及那两只早已不用、却舍不得丢的旧木桶，静静立在老屋的角落。我时常想，父亲的品格究竟是什么？它不是悬于高堂的格言，而是玻璃上被耐心刮去的污渍，是账本里密密的数字，是扔在肉案上的五毛钱，是手帕里凉透的馒头，是笤帚落下时的痛楚，更是病榻前那句“莫拖累”的淡然。父亲去另一个世界陪伴母亲了！生前他活得泾渭分明，极致清冽；他低调朴素，把责任与爱都化作沉默行动的内敛坚韧。他像家乡田间最常见的、深扎于泥土的竹根，不见其华，却紧抱着大地，一节一节，都是向上、向善、向光的筋骨。风过处，我仿佛还能听见竹叶“飕、飕”的微响，是父亲还在用生命的刀笔，为我们，也为这人世，镌刻着盛世的丰碑。让他那精神的光，得以穿越、无碍地照耀下来，佑护大地，佑护我们子孙！2026年2月2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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