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父亲96岁了，老人的记忆力也比以前差了。 我和老父亲漫谈，陆陆续续把一些陈年旧事作了纪录。 父亲是1953年底从“别桥区工委”共青团书记职位上调到县粮食局的。当时县人大工作己健全，干部的安排都有一张任命书，父亲的任命书编号是001号，任命为县粮食局人秘股股长，证书象奖状那么大，下面盖了县长朱鸣三个草书的红色印章，无边框的那种（我小时候看到过，装在镜框里）。当时郝波（正昌董事长）的父亲是粮食局某粮库主任，他母亲在粮食局做会计。 那一年，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匪患肃清了，县公安局要求各机关各部门领导人的佩枪统一上交县公安局，父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天天进进出出背个盒子枪也是个负担，当时要求佩枪干部人不能离枪，有枪的领导不敢马虎，天天背把枪，生怕有所闪失，给土匪抢去，有枪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负担”吧，枪上交了，感觉一身轻松呢。 那年父亲结婚了，但是很“穷”，母亲在乡村任女教师，她到县城来“探亲”，父亲还是集休宿舍呢，时任粮食局局长的是山东干部毕可贵，看到这种情况，派人腾出一个房间，毕可贵的爱人是一位医生，热情捧出家中的被褥给父母住（毕老后来担任过溧阳县副县长），毕老最后调任镇江地区食品公司经理。我91岁的老母亲到现在还常常念叨他们的好呢…… 1954年，父亲调任南渡区粮管所任“区粮管所所长”，下辖新昌、蒋店、大溪、泓口、几个公社粮站，那年还被派去大溪水库的开挖工作。父亲说，在水库工作时，粮食部门坚决保证民工每天二斤半粮食的供应。那个年代，劳动强度大，又没油水，二斤半粮食刚好能填饱肚皮。我父亲说，他也靠相，在工地上能填饱肚皮呢。 195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父亲接到县粮食局的通知，叫父亲火速乘早班车到局里，有重要任务呢。乘上头班汽车，到了城里，又赶到粮食局。毕局长亲自布置任务，叫父亲押运一麻袋旧粮票（作废粮票）去省粮食厅，由他们去销毁。当时实行统购统销，粮票甚至于比人民币还紧俏，没粮票，饭店里饭也吃不到呢。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光荣的是，领导信任父亲，艰巨的是，父亲要一个人顺顺利利把一麻袋上万斤粮票安全送到省粮食厅，中途不能出一絲一毫的差错。 父亲欣然接受了任务（那个年代，对工作，可没有讨价还价的）。在粮食局食堂吃过中饭。下午，局里派了一辆板车把一麻袋废旧粮票送到西门汽车站。父亲和工人把一麻袋粮票抬上长金汽车，这是一班从杭州到南京的长途汽车。当时母亲刚生了我，还没去过南京呢，父亲动了点小心思，提前打电话到南渡粮管所，叫我母亲在南渡等这班汽车，同去南京。 一切顺利，汽车沿着104国道的砂石公路，一路颠簸，行驶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省会城市——南京。 到了南京长途汽车站，父亲和母亲二人在地上拖着百多斤的麻袋（里面数万斤粮票呢）往出站口去。到了出站口，好几位三轮车工人上前来拉生意。父亲敏锐地看了看，点中了一位五十多岁看似敦厚的三轮车夫说：师傅，麻烦你来。那位师傅非常高兴地把三轮车骑上前来，和父亲二人合力把麻袋抬上三轮车，我父母亲二人坐上车，脚刚好踏在麻袋上。师傅问我父亲去那里，我父亲说去省粮食厅。那位师傅看了一眼麻袋，麻袋上封口处贴有封条，上面盖有“溧阳县粮食局”红红的大印呢。师傅用浓重的苏北口音说，晓得晓得，是粮票哇。前几天还帮淮阴粮食局送过呢。 师傅奋力地蹬着三轮车，特别是逢到上坡更是立起身子，左摇右晃奋力地蹬车，好一会功夫，方才在下班前赶到了省粮食厅，师傅收车资时再三恳求父亲给点粮票，父亲很为难，公家的粮票动也不能动，自己的粮票也紧紧巴巴，看到师傅滿头大汗，从淡吐中知道苏北师傅有四个小孩还有二个老人，粮食很紧张，父亲只得从内衣口袋中掏出半斤粮票递给他，师傅连连点头感谢，我父亲看到师傅眼巴巴的眼神，咬咬牙又给了他半斤粮票…… 省粮食厅门卫上的同志，电话通知了保卫科，保卫科立即派人出来，把麻袋抬进去，到有关科室办了手续。父亲跟着去拿了收条，又到厅长办公室去一趟，代表毕局长向厅长问个好。厅长和毕局长是山东老乡，到过溧阳检查过工作，认识父亲。见到我父亲非常高兴，非常热情，立即吩咐食堂安排夜饭。我父亲那时侯刚刚24岁，正年轻，是个老实人，也没好意思说我母亲也去了。他悄悄地跑到门卫和我母亲说了一声，叫她自己到小吃摊子上吃碗馄饨（辣油必须滴）。晚饭时，厅长又请了二位领导陪父亲喝了一顿酒，我父亲的酒量非常好，当然山东干部也都能喝，那颂，每人都喝了斤把烧酒呢…… 这是我父母亲第一次去大城市呢，第二天父亲和母亲去中山陵、灵谷寺、新街口转了转。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开了眼界了。 时隔七十多年了，老一辈人的工作经历和精神令我很佩服。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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