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的阅读回忆        在读初中时，虽然上学时不需要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在星期天和放忙假的时候，父母亲总要让我去队里挣工分。到了读初二时，更是如此。当时的父母们都把挣工分看得很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年底的分配——谁家不想在年终分红时多分到几元钱呢？       就在1971年春耕时节，有一次我和生产队的妇女们一起在麦田里除草。劳动间隙小憩时，我的一位堂嫂坐在田埂上，给几个年轻姑娘讲故事。这位堂嫂比我大十多岁，听说念过初中，人也生得小巧玲珑，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显得格外聪慧。我也凑过去坐在她们旁边，想听听这位堂嫂又在讲什么新鲜故事。      因为我刚赶过去，没听到开头，只听她继续说道：      “反抗包办婚姻出逃的林道静，有一天在北京的北戴河投海自尽，刚巧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余永泽救起。余永泽浪漫的谈吐和君子般的风度，让绝望中的林道静产生了爱情的幻觉。两人你来我往，愈谈愈投缘，真有几分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年轻人耳鬓厮磨，就像干柴碰上了烈火，爱情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于是很快同居了。在品尝到爱情的甘甜之后，又火速结了婚。       但是婚后，林道静不甘心做家庭主妇。她觉得自己天天围着锅碗瓢盆转，日子过得既无聊又无味，她渴望投身社会，心里装着自己的理想。后来她因宣传抗日被迫离校，在遭遇一连串波折后，渐渐发现丈夫余永泽完全变了一个人，和当初恋爱时的模样判若两人。他为人势利刻薄，只追求个人名利，根本不顾国家与大众的利益。夫妻之间的精神隔阂，一天天加深。       后来林道静结识了共产党学生领袖卢嘉川，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并积极参与活动。余永泽知道后，强烈反对她参加学生运动，认为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两人在政治立场和人生理想上，产生了根本的对立。       有一天，卢嘉川遭敌人追捕，躲到林道静家里。但余永泽为了私利，不顾林道静的再三请求，狠心将卢嘉川赶出家门，最后导致卢嘉川被捕遇害。这件事让林道静彻底看清了余永泽的自私与反动本质，她愤而与余永泽决裂，离家出走，投身革命。”       讲到这里，堂嫂清了清嗓子说：“今天就讲到这里，马上又要干活了！”围坐听故事的人都“意犹未尽”，有的催促她再讲一会儿，有的追问后来林道静怎么样了。我也急不可耐地问：“嫂子，你讲的故事叫什么名字？是哪本书上的？”堂嫂见我这个愣头青也关心起林道静来了，便笑着说：“你这个小叔子，不是个小秀才吗？怎么连《青春之歌》这本书也不知道？这本书可好看啦，可惜现在看不到，也不允许看，因为它属于‘毒草’！”      堂嫂的话一点没错。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几乎是又一场“焚书坑儒”。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所有长短篇小说，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要里面涉及爱情、人情的内容，一律被判定为“毒草”，谁也不能传阅。一时间，爱读书的人几乎无书可读。可想一想，哪一本书不写人和事？哪一本书不写男和女？人本就有七情六欲，怎么可能离得开一个“情”字？但堂嫂口中的《青春之歌》，却让我梦寐以求，对林道静更是“牵肠挂肚”。一连好多天，我都为《青春之歌》辗转反侧，真正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到哪里去寻找《青春之歌》呢？经过多方打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活水源头”——从上海、无锡、常州、溧阳城里下放到我们村插队的知青们手里，都有书。而且据我所知，有一个上海知青手里就藏着《青春之歌》这类爱情小说。找到了淘书的门路，我便开始动脑筋，想办法接近他们。我当时比知青们小三四岁，或者七八岁，尤其是在老三届眼里，我不过是个“小不点”。那么，我该怎么去和他们“交朋友”呢？       我从小就是个“鬼头王”，脑子活络。当时我想，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知青，过不惯农村的清苦生活，想吃鱼吃肉，经济上又不允许，但谁不想偶尔沾点荤腥？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妙招：利用我是个捕虾捉鱼捞贝壳的小能手，经常给他们送些小鱼小虾小贝，帮他们解解馋，用这个来联络感情。       说干就干！一天放学后，我提着渔网，背着鱼篓下了湖。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我捕到了三四斤鱼虾。一回到家，我就把鱼虾分开洗净，趁着同住一屋的上海和常州知青刚下晚工，回到“知青宿舍”的时候，我敲门说：“知青大哥，我送点鱼虾给你们吃，是我自己捕的，不要钱！”说完，我把装着鱼虾的小竹篮往他们宿舍里一放，扭头就跑。      过了一天，也是在傍晚歇工时分，我又给他们送去蛤蜊和螺蛳，顺便取回前天盛鱼虾的竹篮。正当我转身要走时，一位知青大哥一把拉住我，问我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总送鱼虾给他们吃。我被问得脸都红了，局促地说，想借你们的小说书看看。几位知青大哥听了，都笑起来。记得其中一位说：“小老弟来者不善，李向阳进城，是有目的的啊！”但他们还是同意把书借给我看，只是必须约法三章：一是只准自己一个人看；二是不得外传；三是一看完就还。我连忙点头答应，还保证永远守住这个“秘密约定”。他们几个人分别借给我一本小说，其中就有我梦寐以求的《青春之歌》。      我如获至宝，把书揣在怀里往家跑。回到我的小窝——那时我一个人睡在一间小屋里，屋里还养着猪和羊——我先把这些书藏在床垫下，等到晚上一个人时再偷偷地看。每天吃过晚饭，我给自己那盏小煤油灯灌满油，早早躲进小窝，借着微弱的灯光，或半躺或趴在床上阅读，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捧着香喷喷的馒头，拼命地吞食着书中的情节。夜深了，村庄静了，整个村子都沉入梦乡，我却毫无察觉，完全沉浸在小说里；公鸡打鸣了，东方泛起鱼肚白了，我仍然不知道，只是随着主人公时而欢喜，时而紧张，时而悲伤。窗户透进亮光，啊，又是一个通宵！       因为连续好几个黄昏都不去找疤头和电线杆，他们也找不到我。有一天上学路上，电线杆追着我问：“这几天吃过晚饭你跑哪儿去了？我和疤头到处找你！老地方去了好多次，你都不在！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我故意哈哈笑起来：“有什么秘密？不过是瞒着你们偷偷‘啃馒头’罢了！”电线杆一听急了，瞪着眼叫道：“你这小子怎么变样了？有好东西吃竟然不告诉我和疤头，这还算好朋友吗？”我一边笑一边对他说：“就是不给你们吃！疤头肯定吃不了，你也许不想吃，所以我就一个人悄悄吃了！”电线杆听了，抓耳挠腮，如坠云雾之中。      有一天晚上，疤头带了几个煨红薯，想找我和电线杆一起分享。但他找到了电线杆，却找不到我。我在小窝里听到疤头和电线杆一声声叫唤，想答应，又怕他们耽误我读书，更怕他们泄露我的秘密。正在犹豫时，听到电线杆对疤头说：“这么早，他总不会已经睡了吧？我们去他家的养猪小屋看看，他是不是真睡了。不然，他能躲到哪里去‘啃馒头’呢？”我一听这话，立刻翻身起床，吹灭煤油灯，把已经闩上的门拉开，钻到了床底下。      疤头跑在前头，先“咚咚咚”敲了几下门，电线杆在后面跟着喊了几声我的名字。见没动静，他们便推开门。电线杆还到我床上摸了摸，说：“没睡，能躲到哪儿去呢？难道真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疤头说：“别找他了，我们俩去老地方吃煨红薯，馋死他！”      等他们走了，我也觉得肚子饿了。那带着焦香味的煨红薯，怎能错过？于是我悄悄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跟到老槐树边的草垛旁。疤头刚从破衣袋里掏出煨红薯，我突然冲上去抢了一个，大声嚷道：“你们两个人居然瞒着我吃好吃的，真不够兄弟！”两个人被我吓了一跳。电线杆回过神来才说：“是你瞒着我们吃好的！我们到处找你找不到，你倒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了！”三个人在寂静的夜晚分享着煨红薯。红薯的香味，仿佛让夜色也变得更美了。老槐树发出沙沙的声响，小狗在村巷里轻吠，半圆的月亮在云层中缓缓流动。       吃完煨红薯，我半遮半掩地向疤头和电线杆吐露了我的秘密。疤头听了几乎没什么反应，因为小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电线杆听了也没太大反应，他从来也没读过一本小说，更不知道什么“林道静”。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继续淘书的。从上海知青、常州知青那里，我淘来了不少中外名著；就是用这种“夜读”的方式，我阅读了很多书。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青春之歌》《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暴风骤雨》《母亲》《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静静的顿河》《郭沫若剧作选》《曹禺剧作选》《周作人散文选》《鲁迅杂文选》等。林道静、郭全海、区姚、江竹筠、金环银环、季柯夫、聂赫留朵夫、扎洛莫夫……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深深扎进了我的脑海。他们中有的让我感动，有的让我敬佩。还有郭沫若剧作《屈原》里的“雷电颂”，《孔雀胆》里阿盖公主的美丽；曹禺剧作《雷雨》中四凤的遭遇；周作人散文里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都让我为之动容，为之折服。      尤其是一本本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悄然萌动了我的“青春心房”。我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兴趣，对身边同龄的漂亮女孩子，也萌生了朦胧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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