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疆域的坚守与变迁，古溧阳从秦汉到六朝的版图密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横扫六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在这场划时代的制度变革中，郡县制的推行如同一张巨网，将广袤的华夏大地纳入统一治理体系，溧阳县便是这张巨网上的重要节点。这一全新行政区划的设立，不仅开启了这片土地的建制史，更奠定了此后近八百年的疆域格局，其辐射范围之广，足以让后世惊叹。

彼时的古溧阳，绝非今日县级市的规模概念。根据史料考证，其辖区横跨如今江苏省南部核心区域，将今天溧阳市的全部疆域、南京市高淳区的全域以及溧水区的大部分土地尽数囊括。这片广袤的区域南接天目余脉，北临长江支流，河网密布、沃野千里，既具备农耕文明发展的优越条件，又扼守江南交通要冲，其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不言而喻。

在秦朝严苛的郡县管理体系下，古溧阳以庞大的疆域体量，承担着赋税征收、兵源储备与区域治理的重要职能，成为东南地区不可或缺的行政枢纽。而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蕴，也从建制之初便开始积淀，为后世名人辈出埋下伏笔。

这种广阔的疆域格局，并未随秦朝的短命而终结。西汉建立后，承袭秦制并加以完善，古溧阳的行政区划得以完整保留。历经楚汉争霸的战乱洗礼，这片土地迅速恢复生机，郡县治理体系愈发成熟。

到了东汉时期，古溧阳迎来了两大重要转折：一是行政中心正式落户今高淳区固城镇，二是涌现出首位载入史册的标志性人物——溧阳侯史崇。固城镇地处古溧阳疆域的几何中心，水系发达且地势平坦，既便于统筹管辖广袤辖区，又能依托水运发展商贸，成为当时江南县级治所的典范。而史崇作为东汉开国功臣，不仅因战功受封溧阳侯，更以天文学家的身份留下传奇——他精研天文历法，其著作对后世天文观测影响深远，死后其孙将故宅扩为史侯祠，历经十五次修复扩建，成为维系地方文脉的重要地标。史氏一族自此扎根古溧阳，从东汉到清末走出39位宰执、569位进士，成为贯穿千年的望族。

东汉光和四年（181年），另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登上古溧阳的历史舞台——县令潘乾。这位来自河南长平的官员，在任期间“履菰竹之廉，蹈公仪之洁”，不仅清廉勤政赢得百姓爱戴，更开创性地“构修学官，宗懿招德”，创办了江南地区较早的官学“固城校官”。

为颂扬其德政，百姓刻立《固城校官碑》，碑文470字以雄浑汉隶书写，成为“江南第一名碑”，现珍藏于南京博物院。潘乾的兴教之举，让古溧阳在行政稳固之外，更添文化厚度，为六朝文脉兴盛奠定了基础。

六朝三百余年间，天下分崩离析，江南地区虽几经政权更迭，但古溧阳的疆域却奇迹般地保持了稳定。无论是东吴立足江东、东晋偏安一隅，还是宋齐梁陈的更迭交替，历任统治者都深知这片土地的重要性——它既是抵御北方政权南下的屏障，也是江南粮仓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北方士族南迁为古溧阳注入新的文化活力，本土名人与南迁名士交相辉映。西晋名士陆机曾游历古溧阳境内的千里湖，品尝鲜嫩莼羹后诗兴大发，留下“千里莼羹”的千古典故，成为江南饮食文化与文学交融的佳话 。而东吴时期，朝廷在古溧阳部分地区设立屯田都尉，推行屯田制，既保障了军粮供应，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传播，让这片土地在战乱中依然保持着经济活力。

在这一动荡的时代，古溧阳的百姓在稳定的行政区划内繁衍生息，传承着中原文化与江南本土文化交融的独特文明。疆域的稳定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使得古溧阳成为江南少有的避乱净土，人口持续增长，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史氏家族作为本土望族，始终坚守于此，其家风传承与地方治理相互促进，成为维系区域稳定的重要力量。这种“疆域稳固—民生安定—文化兴盛”的良性循环，让古溧阳在六朝时期成为江南地区独具魅力的文化高地。

这种延续近八百年的疆域格局，终于在隋朝开皇十一年（591年）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随着隋朝重新统一全国，为了优化地方治理、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对江南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调整。决策层将古溧阳西部的部分区域划出，与丹阳县东部的土地合并，新设立了溧水县。这一举措直接导致古溧阳的版图大幅缩小，其辖区范围从此局限于今日溧阳市及周边部分区域，结束了其作为江南大县的历史。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591年，古溧阳以广阔的疆域跨度，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从大一统王朝到分裂乱世再到重新统一的完整周期。史崇的忠勇与智识、潘乾的清廉与教化、陆机的文思与风雅，这些名人轶事如同珍珠，串联起古溧阳的千年岁月。近八百年的疆域坚守，不仅是行政区划的延续，更是文化认同与地域精神的传承。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溧阳、高淳、溧水的土地上，那些散落的秦汉遗迹、六朝古建，以及《固城校官碑》上的斑驳字迹、史侯祠的残存碑刻，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一体同源。古溧阳的疆域变迁，不仅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的缩影，更是江南地区文明传承与发展的生动见证，而那些曾在此深耕的历史名人，早已将他们的气节、智慧与情怀，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成为后世永远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