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德之   蒋因立        在很多人争当网红的时代，一个有本事、勇担当、敢作为的医生，却更能获得拥戴，无意中成为患者及其家属群中口口相传的“网红”。      走进史美祺教授任职的江苏省肿瘤医院，他的办公室门口几乎每天都排着长长的候诊队伍。一个上午，他常常连喝口水、去趟洗手间的空隙都没有，一抬眼早已过了午餐时间……       1985年，20岁刚出头的史美祺从华西医科大学（现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毕业，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工作时，对于晚期肿瘤患者尤其是被称为“夺命第一癌”的肺癌患者，医生通常就三句话。         第一句话：“去（省）肿瘤医院看看吧？” 由于很多综合医院还未设肿瘤科，接诊医生便会这样建议。       来到肿瘤内科门诊，患者家属听到的第二句话常常是：“这个病人晚期了，治不好了。”      接着的第三句话：“回去吧，给他吃好点，时间不多了，多关心、多安慰吧。”       如今，36年过去了，史美祺已经从一个青涩懵懂的小医生成长为全国知名的肿瘤内科专家，是国际前沿肿瘤治疗研究的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亲历了医学发展为晚期肺癌治疗带来的奇迹。随着靶向和免疫治疗时代的到来，肺癌的慢病化不再是口号。作为国际肺癌协会会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内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史美祺参与了近80项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新药研究试验，发表论文50余篇，以第一作者发表的SCI论文影响因子最高分18.3分，两次获得江苏省卫生厅新技术引进奖。      他的病人中，很多活过了5年、8年，也有10年以上的生存奇迹，患者亲切地称他为“医学天使”。                                             一       “我中学时代数学学得挺好，曾经想成为陈景润、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我爷爷说，要学医学，做一名医生，一可以为人民服务，为患者服务；二可以为家人、亲朋服务；三还可以为自己服务，那时我人瘦、体质弱，爷爷觉得我学医更适合吧。回首30多年的从医道路，虽然非常辛苦，但每当一个重病的患者经自己治疗后，病情好转起来，就很有成就感。”说起当初对职业的选择，史美祺由衷地感激爷爷的教诲。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老家在美丽的江南水乡溧阳。      爷爷史邦晋是民国时期溧阳著名的工商界开明人士，筹建过溧阳电灯厂，并出任厂长。身为商人的爷爷骨子里却是个传统知识分子，写得一手好文章，胸怀满腔家国情。      史美祺的父母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北支援国家建设，他在父母身边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猖獗，他和同龄人一样，在学校没学到东西。1979年参加高考，毫无意外地落榜，父母将他送到溧阳的爷爷身边，经过一年的复读，第二年就以高分被国家重点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录取。      史美祺一直铭记着爷爷的话，怀抱着为社会和人类作贡献的理想，将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他养成了每天读书学习至深夜12点的习惯，宝贵的大学生涯没有一点浪费，将医学知识牢牢地装进了大脑。实习期间，前辈老师的言传身教，让他体会到妙手回春的快乐，由此深深地爱上了医生这个职业。      刚工作的前10年，其他专业的医生都瞧不起肿瘤内科医生，一般有点关系的都不会从事肿瘤内科的工作，对肿瘤内科医生的评价更是“化疗、化疗、化了就了”，意思是不化疗可能病人还多活几个月，化疗了病人死得更快。医生之间甚至流传着一个段子：治疗晚期肺癌的医生，没有患者朋友，因为生存期太短，还没成为朋友患者就不在了。      然而，在史美祺心目中，肿瘤内科是攻治“夺命癌”的专业，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有所作为。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他得到了权威专家的指导，形成了奋发向上、严谨敬业的工作作风，期间多次被评为“十佳医生”。他自觉参加各种医学资格考试，并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进修学习，还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选拔到南京大学脱产学习英语一年。这一切，为他后来长期从事肿瘤临床工作，并成为患者心中的“医学天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江苏省肿瘤医院名列全国肿瘤诊治前十强，承担着参与国际、国内前沿新药临床研究的责任，对史美祺来说，这种临床医学研究是实现他如陈景润、华罗庚式的人生理想的平台，因此他孜孜以求，倍感珍惜，在医学的道路上志存高远，不断攀登。                           二      “近代肿瘤学内科治疗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大时期：细胞毒类药物主导、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兴起和基因驱动的精准治疗、免疫治疗的飞速发展。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最为常见的组织学类型，靶向药物最早在非小细胞肺癌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史美祺介绍，早年在经历了没办法治疗的肺癌晚期病人的痛苦后，他见证了靶向药物可以使一个卧床一个多月不起的患者，药吃下去第二天就能走路的奇迹！之后，靶向药物兴起，患者经过精准靶向治疗，大多数的中位生存时间超过了3年以上，有的甚至能达到7-8年以上。       但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并不能从靶向治疗中获益，这个人群可是接近肺癌群体的2/3人数啊！2015年，免疫治疗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试验相继来到中国，史美祺参与并负责了多个国际著名免疫药物包括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等的III期多中心临床试验。在纳武利尤单抗研究中，共入组贡献了30例患者。最后研究结果在2018年奠定了纳武利尤单抗成为中国首个获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阴性患者二线免疫单药标准治疗方案的地位，这一年成为中国免疫治疗的元年。           当年慕名来找史美祺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很多，30例，临床需求远远不能满足！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史美祺都会尽自己所能，为患者提供帮助。一位晚期4线治疗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每天靠吗啡止痛艰难地活着，最初是奔临床研究入组找到史美祺教授的。但是经过检查，不符合临床研究入组的条件，患者又不想放弃，国内药物又不可及。         于是，史美祺便建议他到香港或澳门诊治用药。“这个患者是幸运的，4年过去了，他说至今走在街上，没有人看出来他是一个曾经接近疾病终末期的患者。但是，代价也是有的。最初几经周折去澳门买药，除去交通、医院诊察等费用，单是每次药物的治疗费用就是7-8万人民币，从2016年开始用药，百万家产也所剩无几。”回忆起目前还在治疗随访的这位患者，史美祺说，这位患者朋友每次随访见到他，都会开玩笑说：“遇见您，我的生命留下来了，但是，您把我从一个老板，变成了一位伙计。”    玩笑归玩笑，生命无价。      2018年，当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因“发现负性免疫调节，通过免疫系统原有的能力对抗癌细胞”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很少有人知道，史美祺带领的科研团队也参与了多项免疫治疗的临床试验，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改变了目前全球和中国的临床指南和实践。最近，史美祺以第一作者身份参与的一项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成果被国际知名期刊Annals of Oncology收录，这篇论文报告了国内自主研发的化疗新药注射用纳米聚合物胶束紫杉醇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III期临床研究结果。研究显示，纳米聚合物胶束紫杉醇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有效率高达58.6%。这一研究成果被该论文作者之一的国际、国内最著名的肺癌专家吴一龙教授称为“肺癌化疗新革命”、“肺癌化疗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       三多年来，史美祺带领只有17张床位的诊疗小组收治的肺癌病人占总病人的95%以上，每年接诊的肺癌新患病人超过 2000 余人，出入院病人更是高达4000余人次以上。“临床诊疗实践有风险，人命关天，这就要求医生必须像慈母关爱孩子一样对待病患。孩子的一个表情、一声咳嗽，母亲都能了然于心；医生同样需要用心，需要高超的医学技能，才能对患者的病情变化做出准确判断。”这是史美祺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每个加入他诊疗团队的医生，对待病患都必须有“慈母心”。患者存在各种心理、生理的个体差异，史美祺会根据病人的不同状态，恰到好处地予以疏导沟通，鼓励他们和病魔作斗争。他常常对心怀恐惧或焦虑的患者说：“肿瘤就是坏人、恐怖分子，跟他讲理没用！我们要对症下药，爱拼才能赢！”患者对药物心存疑虑，会问：“我用这个治疗好在哪里？我能活多长时间？”面对这类问题，史美祺会试着打比方：“这个药物就像华为手机，价格不如苹果，用起来效果却一样等”，因为药物的价格永远是患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医生要选择进口或国产药的时候，常常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临床治疗中，史美祺常常结合循证医学的证据大胆尝试，敢于“亮剑”。一位90岁、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老英雄，被诊断出肺癌晚期后，经过他的免疫药物等治疗，已高质量地生活了两年多，期间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共和国英雄勋章和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勋章。还有一位陶女士，2012年确诊时已是肺腺癌晚期，8年来经过各种方案的治疗，长期不懈的坚持，一直乐观地生活着。随着治疗手段越来越丰富、疗效越来越好、副作用越来越小，能够长期生存的病人越来越多，从事肺癌诊疗的医生拥有了很多患者朋友。      史美祺的朋友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经常参与各种线上、线下学术研讨和科普交流活动，他主持过的线上医患交流、经验分享更是“门庭若市”。     “溧阳是我的故乡，溧阳口音特别容易识别。平时在医院的电梯里、走廊上，或其他任何地方，只要听到溧阳乡音，我都会忍不住多看对方几眼，偶尔也会主动攀谈。多年来，凡是溧阳来的患者，我都会尽力帮助他们诊治，甚至想方设法让他们加入临床研究，以便得到最佳治疗方案，并节省费用。”       结束采访时，史美祺深情地谈到了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人的牵挂。虽然南京离溧阳很近，但由于工作繁忙，他难得有机会回来，只能用自己的仁心仁术为家乡人服务来聊解乡愁。             本文转载自3月11日《溧阳时报·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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